配资具体流程遭受重创的呢？陈伯达并非政客之流

曾彦修追忆陈伯达：他并无意投身政坛（曾彦修）

陈伯达先生，堪称一位既聪慧又多才之人。在我眼中，他的才华似乎超越了学识，而学识又胜过品德。然而，遗憾的是，他的品德似乎因职位而遭受了损害。

威信骤降。

陈伯达凭借其文采一度名扬四海，曾一度成为共产党内的第四要员。然而，他又是如何从云端跌落，遭受重创的呢？

陈伯达并非政客之流，他素无涉足政坛之志。政客需频繁奔波，四处联络，发表演说，而此等技艺，他实不擅长。即便是在正式场合发言，他亦难以坚持五分钟。在延安时期，我察觉他更倾向于成为一名政论家。他渴望自己的文章能够引起全党的关注，乃至全国的瞩目，那时他便心满意足。他平生的著述，无不围绕最高领导层的意志，均系奉命而作。直至1966年“文革”期间，他加入《人民日报》后，仍能即时挥毫泼墨，创作出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》等时评佳作。

《狂飙扫荡牛鬼蛇神》，作为“文革”初期的一纸彻底颠覆常规的紧急号召，此口号犹如一颗震撼全国的核弹，谁能不感到震惊？历史事实表明，此文一出，陈伯达的历史角色实则走到了尽头。他所扮演的角色已经达到了极致，因为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”的口号提出后，便再无其他可被扫荡的对象。

所以，不是1971年庐山会议批评他后，他才不重要了，而是在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他实际上就不重要了。不仅如此，这篇文章发表以后，他的活动，反而变成了他的罪行的材料，说他是在为林彪服务，破坏了毛主席的威信，一大堆罪名加在他的头上。“文革”的事，是江青在那里指挥，陈伯达也根本不大会做这些事，只有江青一人敢对陈左一声老夫子，右一声老夫子。其实是挖苦他，轻视他，说他除写几篇文章外，无用了。

从此，陈伯达就被打倒、被批判了，成了林彪集团头目之一，又成了反革命。

“呵，呵，瞧这厮又来了。”随后，其他几位亦纷纷跟风讽刺。当时，我深感陈伯达的威望一落千丈，这不只是个别对他的态度，而是宣传部的众多处长都将他当作笑柄。

除了于光远之外，在延安时期，众人对他无不怀有敬意，然而到了1951年，却纷纷对他冷嘲热讽。我不认为这种转变会毫无缘由。如今，于光远尚存于世，而那些昔日的同仁，却已长眠于尘土之中。

我与陈伯达关系。

我与陈伯达的交往并不频繁，仅有几分直接的个人联系。回溯至1941年夏日，正值整风运动前夕，彼时他似乎并无明确的职务，仅以一位重量级的文化名人身份居于延安。传闻他曾担任中央党校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，但若此言非虚，那也不过是虚衔而已，他本人对此类事务鲜少过问。在其一生中，无论身处何单位担任何职，他总是以一个轻松放任的“甩手掌柜”形象出现。

在1939年至1940年间，延安地区成立了众多研究机构，这些均由上级部门发起，包括资本论研究会、哲学研究会、马列主义研究会等。我受马列学院的委派，参与了其中的两个研究会，一个是陈伯达负责的三民主义研究会，另一个则是王明负责的马列主义研究会。在陈伯达主持的三民主义研究会中，我聆听了他的多次讲座，尽管我们对于其中的内容所知有限，但仍然认真聆听他的讲解。

在延安时期，自1941年夏日始，他担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一职，而我便是其下的一名研究人员，隶属经济组。陈伯达先生对我们产生的深远影响，便是他所倡导的“个人讲学”。每当夜幕降临，晚饭过后，我们便会带着板凳前往他的窑洞，聆听他悠然自得的谈天说地。

陈伯达居于简朴的窑洞之中，屋内设有一小炕，他正卧于炕上。我们这些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，与他相差十数年，他堪称前辈，体型微胖且不高大，性格随和。窑洞空间虽仅能容纳十余人，我们无法入内，便在外聆听他的闲谈。陈伯达无所不谈，天南地北，信口开河。他偶尔还会提及与毛泽东的私密对话。在延安，毛泽东的窑洞中，除了处理公务之外，能随意闲聊的人似乎唯有陈伯达一人。周恩来、朱德等皆是讨论公事，而陈伯达前往则是聆听毛泽东的闲聊。毛泽东亦需放松，寻求闲聊的对象。陈伯达阅读广泛，思想活跃，有时会邀请他参与。他曾向我们传授，毛泽东认为曾国藩的家书值得一读。过去，共产党对曾国藩极尽贬低之能事，为何还要读他的书呢？陈伯达亦认同，曾国藩的家书文采斐然，内容实用，阅读并无害处。许多马列主义者，包括我们这些青年，以及那些入党二十余年的中年人，普遍对中国文化持批判态度，对曾国藩的批判尤为激烈。陈伯达曾提到，毛泽东提出“自然而然革命化”的观点。他认为，毛主席的这一观点甚佳，因为强迫革命不可取，有些事情需要等待，让它自然走向革命化会更容易实现。

总体来看，陈伯达在延安时期的政治影响力尚属有限，彼时他尚非中央委员，然而，其威望却超越了延安所有文化人士，甚至远超周扬等人。据推测，当时延安的党内和党外文化人士总数可能高达数百人。

陈伯达在延安整风中的重要性突出。

延安整风运动可追溯至1941年毛主席发表的《改造我们的学习》一文。大约在1942年左右，陈伯达撰写了两篇具有深远意义的文章。这两篇作品对于奠定毛泽东同志崇高威望起到了关键性作用，它们对党史的研究进行了颠覆性的重新解读。然而，如今我们不再提及它们，因为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。实际上，在延安时期，我们曾多次研读这两篇文章。一篇名为《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，另一篇则题为《十年内战时期的革命与反革命》（该书在解放后出版单行本时，或许更名为《关于十年内战》）。

这两篇文章在理论层面首次明确指出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始终正确无误，他是无可争议的唯一正确领袖。这两篇文章对于确立这一观点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因此，在延安整风期间，陈伯达在支持毛泽东、强调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唯一正确且至高无上的领袖方面，贡献了巨大力量。当时，这两篇文章深受大家拥护，实际上对我们这些年轻一代坚定地支持毛泽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“蒋介石杀人流的血，真是太多了，真是太多了，真是太多了。”连用三次“真是太多了”，令人痛心疾首。即使时至今日，提及此事，仍不禁泪流满面，所谓“言有尽而悲无穷”。陈伯达的这篇文章，自共产党成立以来，实属难得的感人佳作。无论是用于《评中国之命运》，还是用于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》，其笔尖都饱含感情，字里行间充满了对“杀，杀，杀”的强烈控诉。

陈伯达的教训

陈伯达亦对毛笔字情有独钟，其书法造诣堪称天才。尽管练字之数不多，然而其笔触之精湛，既豪迈又不失潇洒。他所出版的几本小册子，封面上的书法均出自其手。在那个时代，我们无不对他心生敬佩。

陈伯达其人，留给后人的教训尤为深刻。他才华横溢，却未投身学术研究，其全部精力投入于迎合当时的政治需求。无论是对个人仕途的追求，还是对政治需要的迎合，他皆以文章和书籍为工具，篡改历史事实以佐证己见，而非以事实为基础构建自己的历史观点。因此，陈伯达一生笔耕不辍，然今日审视其作品，在学术领域具有坚实根据、经得起推敲的，恐怕寥寥无几。

陈伯达的一生，犹如一面映照世态人情的明镜，对于热衷于理论史学的众人而言，堪称宝贵的借鉴。他之所以成为如此人物，缘于其聪明才智，却缺乏扎实深厚的真才实学。倘若他能够效仿党内其他学者，如范文澜一般，毕生致力于学术研究，其成就或许能超越范文澜等前辈（范文澜虽具真才实学，却最终被简化的“阶级斗争论”所束缚）。陈伯达的一生，实则与苏联的米丁、尤金、维辛斯基、李森科等所谓学者相仿（然而，我认为陈伯达在智慧上远胜于他们，那些人不过是几柄利刃而已），他们的学说随时间流逝而失去价值，甚至沦为荒谬之谈。在学术领域，陈伯达并未真正有所建树。即便今日陈伯达是否被判刑，他的著作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，但影响有限。以陈伯达为鉴，我们得以洞察其得失。

不过，在判刑的人当中，最令人叹息的还是陈伯达，他不是张春桥、姚文元这类东西，他是1927年“四一二”国民党屠杀共产党后加入共产党的。这一点，他自己是引以为骄傲的，他常给我们讲，虽然话说得平淡。可惜，一个人如果不真正以人民的利益为重，只是为自己的名、自己的位，而不去坚持事实，写多少书都没有用。在当时就有人看穿你这个东西不行，以后更会成为废品。我作为晚辈也算观察了这一类人70多年，我现在觉得任何东西，凡是不合历史事实的，随便你怎么讲，有些当时就被人耻笑，有些最后要破产。我觉得，陈伯达留下的教训非常深刻。一个文化人，一个作家，光赶时髦没有用，最后还要考虑到对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，符不符合史实，对不对得起中国人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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